那是一个雨天的傍晚，我刚结束一天的工作，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，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。进来的是一个瘦弱的女人，脸色苍白，眼角还带着未干的泪痕。她叫林芳，今年32岁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：“张律师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想离婚，可他不承认打过我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我示意她坐下，递了杯热水给她，心里已经猜到，这不会是个简单的案子。
林芳和她的丈夫赵强结婚7年，有个5岁的女儿。她告诉我，婚后头几年，赵强还算体贴，可自从他生意失败后，脾气越来越暴躁，动不动就摔东西，甚至动手打她。她指着自己的手臂，卷起袖子，露出一片青紫的痕迹：“这是上周他掐的，我没敢去医院，怕他知道后更生气。”我问她有没有报警或者找人求助，她摇摇头：“我怕丢人，也怕他报复，孩子还小，我不想让她没爸爸。”
她这次来找我，是因为实在忍不下去了。上个月，赵强喝醉后又一次对她拳脚相加，还威胁说如果她敢离婚，就让她“见不到孩子”。林芳终于下定决心要走法律程序，可问题在于，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赵强的家庭暴力行为。没有报警记录，没有医院的伤情鉴定，甚至连邻居都没听到过争吵——因为赵强总是在深夜动手，刻意压低声音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知道这案子的难点在证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79条，家庭暴力是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，但要让法院认定，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支持。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第20条也规定，受害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可林芳连第一步都没迈出去。我问她：“你有没有拍过照片，或者录下他打你时的声音？”她犹豫了一下，从包里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模糊的照片——是她手臂上的淤青，时间戳是三天前。她说：“我不敢多拍，怕他发现。”
这张照片是个开始，但远远不够。我告诉林芳，单凭这点证据，很难说服法官认定家庭暴力，尤其赵强如果矢口否认，我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我建议她从现在开始，尽量收集更多证据，比如录音、视频，甚至找邻居或朋友作证。她点点头，但眼里满是担忧：“他很聪明，每次打完我都会装没事人，我怕他察觉我在收集证据。”
接下来的几周，我和林芳开始了艰难的“证据搜集之旅”。我教她如何在不激怒赵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，比如把手机录音功能藏在口袋里，悄悄记录他的威胁和辱骂。她还鼓起勇气找了楼下的老太太聊天，旁敲侧击地问她有没有听到过争吵声。老太太回忆说，有几次半夜听到过摔东西的声音，但没敢多问。这不算直接证据，但至少能作为旁证。
最关键的一次，是林芳趁赵强喝醉睡着时，录下了一段他醒来后发脾气的音频。里面有他摔杯子的声音，还有一句清晰的威胁：“你敢走试试，我让你后悔生下来！”这段录音成了我们手里的王牌。我立刻帮她整理好材料，建议她先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同时准备离婚起诉书。
起诉那天，林芳坐在我旁边，手指紧紧攥着包带。赵强的律师果然一口咬定她“诬告”，说那些淤青是她自己弄的，录音也是剪辑过的。我早有准备，把录音完整播放了一遍，还提交了林芳手机的原始文件，证明没有编辑痕迹。法官皱着眉听完，问赵强：“你有什么解释？”他支支吾吾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我喝多了，不记得了。”
庭审后，法院批准了保护令，并受理了离婚诉讼。虽然案子还没最终判决，但我知道，林芳已经迈出了最艰难的一步。离开法庭时，她对我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终于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扛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沉甸甸的——法律能给她一个结果，却抹不掉那些藏在阴影里的伤痕。
